一

      将来的史家以及人民会怎样评判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法律界的学术、实务以及人物？

      这是一个太沉重的设问。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余裕、勇气以及智慧来面对它。或许我们将来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成就来抵偿过去的债务。但那道难题就像悬在上空的达摩克里斯剑，总会给人以随时落下的悬念。

      当然，由历史来审理的案件是容许答辩并充分考虑客观情节的，因而评判的结果迄今也还无法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确定，即：像江平先生这样大放异彩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对今后那次无法避免的“审判者也被审判”的公堂对簿以及各自的供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良知进行交叉询问之际，有些人可能要说我们“愧对江平”；也有些人则会庆幸有个把守住正义底线的江老师，可以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减轻法律人的羞惭——这一点，从大家常说的“目前中国法学的精神脊梁”这句话上，已经可以略见端倪。

      二

      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以不臧否人物为举止准绳的。何况本来我也没有资格来为国内政法院校里的“江平热”凑热闹，因为自己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不存在通常所说的那种师生门户之谊）、专业是比较法社会学（虽然未必隔行如隔山，但毕竟缺乏业内同仁那样相濡以沫、相嘘以湿的日常交情），在学术辈分也是两代人，根本算不上广大袍泽故旧中的一分子。如果夸张些说，在人生轨迹上，大概只有两个特殊的接点可以勉强拿来做话由：其一、江先生遭遇不测灾祸的1957年，是鄙人自然生命的起点。但是，这样的偶然关联岂不是要让我从头到尾终生抱有“愧对江平“的念头么？其二、江先生摆脱厄运、开始在法学界叱咤风云的1979年，正是鄙人刚跨进燕园读大学本科开始专业学徒生涯的起点。但是，作为一个不成器的晚辈当然应该谨守本分，难免有些惶恐的心理反应，那里还敢冒昧地说长道短？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胆敢公然谈论江平先生呢？其中当然有些可以从宽处理的情节，最重要的有江老师的高足龙卫球君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促使我做出写点什么的承诺，这就是“彼此心意相通”。的确，这即使不是决定撰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理由，至少也是最大的理由。虽然我面识江先生较晚，大概是在1994年的秋天。但与他的神交则是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他“铁肩担道义”的种种壮举中，可以依稀看到职业法律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之光，读他的文章也会不断产生出“彼此心意相通”那样的共鸣感。而我的很多畏友——例如贺卫方教授、梁治平教授、方流芳教授、许章润教授等又都对先生极其崇敬，这就大大加深了我对他一见如故的印象。

      三

      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很多机会与江先生见面，聆听他那充满睿智和热忱的谈话。到这篇拙稿杀青的2003年8月为止，除了在研讨会上的有限接触外，我跟他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95年的盛夏，在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三十一届学术大会结束之后，先生取道神户回国，我为他送行，话题偶尔涉及过孩儿的有幸与不幸。另一次是2001年的金秋，因为帮忙制作比较法学方面的电视教育节目，陪同东京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六本佳平先生对江老师进行访谈，后来又在便宴中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吃上海大闸蟹的工具和技术诀窍一直说到鲁迅曾经提到过的首位吃蟹人的创新勇气。

      与江平先生相对，会产生如沐春风的感觉。他的两眼炯炯有神，视线也很锐利，似乎一瞥就能看穿事物的底蕴，但却并不咄咄逼人，闪烁的目光里充满了真诚和温厚。他说话底气充足，声音既洪亮又圆润，什么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还时不时地幽默一番，既让别人开颜，也让自己开心。还有，他的笑容非常灿烂、笑声非常爽朗并富于感染力。这样热情洋溢的形象与他极其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自制力、什么是乐观主义、什么算作对世界的大彻大悟、什么堪称容天下难容之物的宽广胸怀。我曾经试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寻找历史的阴影或者胸中块垒的痕迹，但是，能观察的到的只有偶然流露的沉思和刚毅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