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两字，虽然很难定义，但应该是个很严肃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秉赋、人口数量和质量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因素。要使中国经济顺利发展，必须对这些因素和所面对的世界及时代特征作深入的了解，然后采取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相对丰富的要素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思考方式，既符合经济规律，又准确地解读了国情，尊重了国情。简言之，所谓尊重国情，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尊重经济规律，纠正要素市场中各种遗留的和新形成的扭曲，动态地发扬由中国的自然秉赋和人口形成的比较优势。

      这么看来，如果真的尊重国情，真的以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为念，则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应该首先提倡劳动密集型工业，特别是通过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加速城市化的速度，使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能够更快发展。通过普遍就业，尽快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并使留在农村的人口因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而分享繁荣。只有当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后，即当充分就业所必然引起的劳动工资的上升和资本价格的相对下降发生之后，才是经济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全面过渡的时候。

      东亚的其他经济都老老实实地走过这条符合经济规律，也是符合它们国情的道路。现在它们不但解决了三农问题，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而且由于经济的全面升级换代发生在实现普遍就业之后，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的不平均性远远低于中国。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都显著低于0.4。如果要尊重“国情”，尊重经济规律，这些经济的成功经验倒是很值得仔细观摩，认真学习，而不应熟视无睹。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情”两字有了新的涵义和用处。所谓新涵义，是指这两个字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根据主观需要，任意缩小和扩大。它跟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秉赋、人口数量和质量甚至历史、文化都已经失去内在的联系，跟经济规律更失去了联系。例如，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虽然来自不同的省份，有着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秉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他们都热衷于参观访问新加坡，似乎新加坡才是中国无论哪个省份都应该全面学习的国家，这使我觉得十分困惑，甚至滑稽。

      以幅员、人口计，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以地理条件而言，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很强的国家，大部分地区离开海岸线十分遥远，而新加坡则是一个四面环水、位于最繁忙的航线上的世界级海港；以发展水平来说，相差则更为悬殊。中国仍有庞大而贫困的农业人口亟待完全消化，而新加坡则从来不用为三农问题伤脑筋，本来就是一个精巧玲珑的城市国家，现在更以航运、金融和高科技闻名全球；从法律制度来看，中国仍在努力探索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而新加坡却像香港一样，继承了为人称道的英国法律制度，廉洁而有效率；即便以历史背景来看，两国也有巨大的差异。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明古国，而新加坡则是在近代由于英国殖民活动而产生的十分年轻而又十分西方化的国家。想来想去，大概两个国家都以华人为主，算是两国在种族上和文化上有些共同点。可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也还有巨大差别。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用以沟通当地华族和占新加坡总人口1/4的马来族和印度族。而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显然永远不可能将英语定为国语。

      尽管两国的差异如此巨大，反衬如此强烈，可是，学习新加坡却成了符合“国情”的做法，去新加坡实地考察的学者官员络绎不绝，虽经十年、二十年而热情不减。其实，新加坡的崛起和兴旺，不要说作为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来全面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要误国，即使作为城市层面上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城市发展，也会使中国的城市化误入歧途。理由很简单，新加坡从来不是一个全面意义上的完整社会。它既没有农业，又没有经历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阵痛，它也没有庞大而贫困的农村人口需要消化。这一点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任务。新加坡的城市面貌之清新、整洁、赏心悦目，令人印象深刻。可是，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主要代表了300万当地居民不断自我现代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对中国的城市所必须面临的吸收、消化巨大的农村人口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